第五節(jié)  撥亂反正中的遂寧中學
（1977—1985年）
 
1976年是我國大轉變的一年，“四人幫”被打倒了，擾亂中國的“文化革命”也隨之而“壽終正寢”。
從這一年起，黨的領導由華國鋒而胡耀邦，而趙紫陽，實際上是由鄧小平掌舵的中國航船已駛向了“鄧小平時代”的海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撥亂反正的起點。
鄧小平遠見卓識，一反“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愚民政策，大膽提出了“科教興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正確主張，吹響了教育工作撥亂反正的號角。
遂寧中學也就隨著全國各條戰(zhàn)線的“撥亂反正”而“撥亂反正”。
 
<撥機構之亂>
鄧小平提出，黨中央決定，以后不再搞政治斗爭運動了，要安定團結而穩(wěn)定的發(fā)展前進。于是學校原先搞政治斗爭的那些組織機構和措施，當然也應該打入“冷宮”，撥其亂而反其正。
1978年首先撥機構之亂。撤銷工宣隊， 取消革委會，恢復校長制，教改組還原為教導處，后勤組還原為總務處。
學校革委會本是文革中建立起來的。當時上海的王洪文（四人幫之一）在其所在單位奪了“走資派”的權，建立了自己掌權的“革命委員會”。這個革命委員會是無任何合法性的，但它有利于推翻“劉、鄧”路線，重組革命政權。于是毛澤東說“革命委員會好”，于是全國各地紛紛效尤。我校也奉命于1968年10月成立了革委會。革命委員會的功過如何，毋庸再來評說，僅從它的發(fā)明人，就可見一斑。1977年恢復高考，教育質量問題已提上議事日程，文革誕生的“怪胎”自然也該結束它的生命。于是1978年政府決定撤銷革委會，任命了原革委會主任楊正江為校長。
1968年“復課鬧革命”中，為了適應“鬧革命”的需要，依照上級指示建立了營、連、排、班的軍事編制（學校為營、年級為連、班為排），現(xiàn)在學校進入了抓教學質量的時代，這種軍事編制顯然已不適應需要。于是根據(jù)上級指示，廢除軍事編制，恢復班級制。
雖然這時在“兩個凡是”的余威之下，仍不忘政治掛帥，但終究以“教學”取代了“革命”，以科學知識取代了“斗私批修”和“梁效”的“革命理論”。學校開始端正了辦學的航向，恢復了正常的教學秩序。
 
<撥人際關系之亂>
十年“文革”動亂中，我校和全國一樣，人際關系搞亂了。一天批，批，批！斗，斗，斗！批花了眼，看不清善惡是非；斗亂了陣腳，分不清敵我親仇。理順人際關系，撥人際關系之亂，便成了當務之急。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同年4月22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又指出：“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勞動者”。
這些講話徹底否定了“兩個估計”，給“臭老九”、“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平了反。
此后，四川省教育局轉發(fā)了有關文件，為解放后17年的教育工作恢復了名譽，逐步落實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大批冤、假、錯案陸續(xù)得到平反昭雪。
我校的冤、假、錯案也是在這大好形勢下才得以徹底平反的。下面試舉幾例，以見一斑。
楊俊，原是地下黨遂、蓬工委書記，解放后曾任遂中校長，后被一些人以所謂“叛徒”等罪名取消校長職務，降薪任普通語文教員，文革中更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這時經過查證，才恢復黨籍、恢復名譽，調綿陽師專任教務長。
王孫，本是涪江女中校長，1951年任聯(lián)中校長，被以所謂特嫌罪免去職務作化學教員，文革中被送到上寧參加土勞改。這一年又才恢復名譽，作化學教研組長。
胡敬祖，曾任射洪中學校長，很有才干，解放后到遂中教歷史，后被定為……，弄去喂豬掃地，到農村“土勞改”，1957年又與學校幾名“右派”一起被降薪。到1980年，又才得到平反，恢復原三級工資待遇。
宋國祥，1957年西師讀書時被劃為“極右”，1962年來校教語文。1964年又被以“摘帽右派”罪名，送到上寧等地參加土勞改，文革中受到勞動審查，以后又當過伙食團長、《農基》教員，長期領�？粕�的工資（47.5元）。這一年又才平反昭雪，恢復一個本科生的正常工資（51.5元）。
楊天海，遂中校醫(yī)室醫(yī)生。1960年因學生“中毒”事件無辜牽扯進去作了某些人的替罪羊，被開除留用。經過查證與楊天海無關，這時也才正式恢復工職，但工資仍未恢復。
至于被打成右派而調離學校的劉東平、呂子房等，想來這時皆沐鄧小平之恩得到平反，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平反冤、假、錯案，是撥亂反正的頭等大事。試想一下，如果“凡是派”以“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復出的陰謀得逞，鄧小平得不到平反能復出嗎？同樣，學校的冤、假、錯案不平反，一些骨干教師又怎能再次走上講堂，教師的積極性能全面調動起來嗎？
 
<撥教學秩序之亂>
“文化革命”中整天不是批、批、批，就是斗、斗、斗，就是勞動、勞動、再勞動。學校的形勢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亂”。亂，亂了升學制度。升學不經考試選優(yōu)，而把漢代推薦制拿來當作新發(fā)明。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均采取推薦。漢代的推薦，造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惡果，我校的推薦呢，也產下了怪胎。下面不妨舉幾個例子以資佐證：
我校初中處理了的×××，表現(xiàn)非常不好，卻被永興推薦到海軍司令部。
我校學生許炯心（現(xiàn)為中科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成績優(yōu)異，在農村當知青表現(xiàn)很好，被推薦去讀清華，不料在體檢時被醫(yī)生認定有肺結核而不能報名。沒幾天，他又與其母孫毓華到該醫(yī)院去透視，結果肺部毫無問題，他們馬上去要清華那個名額，答復是“你們未來已另推人了”，究其原因是某些人利用權力在醫(yī)院做了手腳。
夠了，招生之亂實在該撥了。1977年大學恢復招生制度，推薦制度被取消了，于是張鐵生式的白卷英雄再也不能張牙舞爪走進學校的神圣殿堂了。我校的高中也從1977年正式采取考試擇優(yōu)辦法，招進了不少優(yōu)秀學生。
亂，亂了學制�！皩W制要縮短”，毛澤東同志作了“最高指示”。于是文革中全國都將初中、高中縮短為四年或五年。應該說縮短學制，主觀愿望是好的，但是它確實違反了中學生的年齡特征與承受能力這一客觀規(guī)律，給教學上帶來了“亂”。
1980年，學校根據(jù)上級指示將初中高中亦分別改為三年制，恢復了文革前的學制。
 
<反“重點中學”之正>
文化革命造成了亂。亂，亂掉了我校重點中學的牌子。我校原是1953年省定的14所重點中學之一�！拔母铩敝杏捎谒熘惺潜弧案锩�”的重點，縣上某些人認為是資產階級成堆的地方，用×××書記的話來說，就是隨便抓幾個出來都是反革命，因而遂中不再是教學的重點，而是要“整”的重點，省重點中學這塊光榮匾，無形中就被某些人摘掉了。隨著其領導權的更迭，縣領導都想在教育戰(zhàn)線上給自己樹一個豐碑。于是時而橫山中學是重點，時而東禪中學是重點，時而老池初中是重點，惟獨名正言順是省重點中學的遂中卻在重點中學這個黃榜上名落孫山。
現(xiàn)在上大學要過考了，要講究教育質量了。遂寧中學又才在被遺忘的角落里重新被回憶起來，重視起來，無形中又把重點中學這塊牌子掛在了遂中。終于在1981年，四川省教育廳根據(jù)1980年教育部下發(fā)的《關于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文件精神，印發(fā)了《關于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小學的意見》，在307所重點中學中將遂中列為全省首批辦好的42所重點中學之一，我校又重登省重點中學榜。
 
<反教師隊伍之正>
“文革”前遂中教師是經過挑選的，每年師范本科畢業(yè)生分到綿陽專區(qū)達幾百人，首先就由重點中學遂中與南山中學挑選，然后再將其余的分配到各學校，因此，教師隊伍較強，在50—60年代，高考升學率，遂中把全專區(qū)其他學校遠遠甩在后面。文革中，當然被定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學校，整的重點，毛澤東一聲“摻沙子”令下，于是學校就調進了大批的“革命派”來奪回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領”的無產階級教育陣地。1977年后恢復高考了，空喊革命口號已行不通了。怎么辦？于是又只好重建教師隊伍。陸續(xù)將原摻進來的“沙子”調出學校，一方面起用在校的“黑五類”，另一方面又從鄉(xiāng)區(qū)抽調部分骨干教師，組建一支適應提高教學質量形勢的隊伍。
如王孫，原先是打入教初中冷宮的，一下子調上來教高中畢業(yè)班，當化學教研組長。
唐奠坤被任命為物理教研組長。
蔡昌惠被從初中抽上來教高中畢業(yè)班。
宋國祥被從初中抽上來教高中畢業(yè)班，被任命為語文教研組長。
胡敬祖被從養(yǎng)豬的牛棚里抽上來教高中畢業(yè)班歷史。
陸續(xù)從鄉(xiāng)區(qū)調上來的也有好幾人。
如徐誠，從東禪中學調來作教導主任。
張鼎銘從橫山中學調來教高中數(shù)學。
張增榮從東禪中學調來教體育。
遂中教師隊伍經過調整充實，確實可觀了，因而使我校在撥亂之后，能很快反正。教學質量榮列全專區(qū)19縣之冠。
總之，從1977年到1985年是我國撥亂反正的9年，也是我校撥亂反正的9年。在這9年中，我校在“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指引下，清除了“左”傾錯誤的影響，扭轉了學校的混亂局面，落實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端正了學風和教風，開始形成了教師認真教、學生認真學的良好風氣，為我校邁向名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